吴让之《吴均帖》是老碑帖系列之一。南朝梁代著名文学家吴均以书信形式，创作出一篇《与朱元思书》。此文仅用一百四十余字，便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富春江沿途美丽风光，被后人称誉为写景的精品美文。深受此文感染的书家吴让之，以其擅长的篆书形式，书写出全文。有方家评说，吴让之篆书深得邓石如神髓，其形体修长秀美，婀娜多姿，十分秀丽。

《白氏草堂记》，邓石如62岁时所书（其谢世前一年写成），弥足珍贵，是其晚年篆书的代表作之一。纵观该帖，既充盈着浓浓古气，又漾溢起层层新意；既老成持重，又清秀洒脱；功力与情致并重，行气整饬，韵味醇厚。此帖篆字结体开合自如，收放随意，合处、收处紧实，如月照密林；开处、放处疏朗，似走马平川。行与行之间，字与字之间，似“各自为政”，却互有关照，彼此呼应。

在中国美术馆，藏有一册吴昌硕书画合璧。书为其临写的石鼓文，昼为菊花、桂花、荷花等写意花卉。诚如方家所评，其临写的石鼓文用笔遒劲，气息深厚，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，可谓自出新意，前无古人。吴氏工篆书，尤善写石鼓文。中年以前，篆法不脱吴大澄、杨沂孙痕迹，兼取金石古意，然不过典雅古茂而已，虽学养有自，而未谓大观。及至花甲前后，用笔日渐老辣遒劲，老而能熟，老而弥新，气度恢宏，炉火纯青，隐然一代大家风范。

《勤礼碑》为颜真卿晚期代表作，整碑磅礴气象中蕴含雅正之韵，有颜体一贯的以拙为巧、丰盈健美，书法初学褚遂良，又从张旭悟笔法，参用篆书笔意，正行书均自开天地，其楷书世称“颜体”，与柳公权有“颜筋柳骨”之说，颜早年书风用笔庄重雄厚，细横粗竖，蚕头燕尾，结体相背，气象开单身汉，晚年用笔清劲健硕，易方为圆，老辣自在，结体相向，气势磅礴。对当时后世影响极大。

《雁塔圣教序》亦称《慈恩寺圣教序》，唐代褚遂良书。字体清丽刚劲，笔法娴熟老成。褚遂良在书写此碑时已进入了老年，至此他已为新型的唐楷创出了一整套规范。

《九成宫醴泉铭》是欧阳询晚年代表之作，后人学习楷书往往以此碑作为范本。用笔方整，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，字画的安排紧凑，匀称，间架开阔稳健。其字形偏修长，行笔于险劲之中寻求稳定，尤其在划末重收，笔至划尾便稳稳提起。整体碑文高华浑朴，法度森严，一点一划都成为后世模范。

褚遂良大字《阴符经》，行笔极为灵活，点画、转折、行笔有行书的笔意，部分重捺笔画还有隶书意味，轻重与虚实结合的很好。笔势纵横清晰，天趣自然。从临习《阴帖》入手，是学习褚书较为方便的入门途径。这是因为他的笔势显露，笔意清晰，为研究褚书的运笔和结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。

《史晨碑》为著名的汉碑之一。前后碑字体如出一人之手，传为蔡邕书。结字工整精细，中敛而四面拓张，波挑分明，呈方棱形，笔致古朴，神韵超绝，为汉隶成熟期方整平正一路书法的典型，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。

《曹全碑》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，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，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。此碑石黑明如涂油脂，光可鉴人，书体是用隶书写成。文字清晰，结构舒展，字体秀美飞动，书法工整精细，秀丽而有骨力，风格秀逸多姿，充分展显了汉隶的成熟与风格。此碑碑石精细，碑身完整，实为汉碑、汉隶之精品。也是目前中国汉代石碑中保存比较完整、字体比较清晰的少数作品之一。

《张迁碑》是东汉晚期作品。通篇为方笔，方整劲挺，棱角分明，结构谨严，笔法凝练。书风端正朴茂，方劲雄浑。初看似乎稚拙，细细品味才见精巧，章法、行气也见灵动之气，沉着有力，古妙异常。学汉隶者，都以此碑为最后范则。然而得其方秀者多，得其凝厚者寡盖其含蓄内蕴得之不易也。深望智者能得其兼。

石门颂，著名摩崖石刻。全称《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》，又称《杨孟文颂》、《杨孟文颂碑》、《杨厥碑》。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，体势瘦劲开张，意态飘逸自然。多用圆笔，起笔逆锋，收笔回锋，中间运笔道劲沉着，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。字随石势，参差错落，纵横开阖，洒脱自如，意趣横生。《石门颂》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，素有“隶中草书”之称。

峄山刻石又称元摹峄山秦篆碑。笔画略细而匀整，且多用圆笔，字体呈方形，表现圆浑流丽之风格。《峄山刻石》是小篆的代表作。书写这种字体的时候要求中锋用笔，笔毫行进时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扭曲，这样写出的线条才会给人以圆润流畅、精细圆整的感觉。

《李璧墓志》书法雄强茂密，独树一帜。杨震方《碑帖叙录》评曰：书法峭劲，极似《张猛龙碑》，而兼有《司马景和》之纵逸，可为习北魏楷书者范本。